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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用专章阐释生态红线,这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重大制度创新,体现了国家保障国土安全、环境安全与资源安全的坚定决心,也是现阶段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生态承载力的视角下,识别""生态红线""的相关规则并进行体系化建构。本文主要运用规范分析、比较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对不同类型红线的实施现状和发展路径展开分析。本文的基本结论是:生态红线包括生态功能红线、环境质量红线、资源利用红线三大类型,涉及生态空间保护、污染物浓度控制、污染物总量控制、能源利用、水资源利用、土地资源利用等多个领域;在生态承载力视角下,生态功能红线、环境质量红线、资源利用红线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与规范含义。生态功能红线的功能定位是:确认并保护实现环境与资源承载能力所需的最小空间,保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持续实现。基于此,生态功能红线制度体系的建构应遵循""制度完备""的基本路径,对生态保护区域的管理模式和保障机制进行系统性的改革,主要内容包括:生态保护区域的管理体制与管控机制;生态功能红线的生态补偿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环境质量红线的功能定位是:通过污染物浓度控制和总量控制两个方面,确认并保护环境系统容纳外界污染物质的限值。基于此,环境质量红线制度体系的建构应遵循""制度优化""的基本路径,弥补目前我国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的缺陷,完善环境标准制度和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环境质量要求。资源利用红线的功能定位是:为保障能源、水、土地等基础性战略资源的可持续供给,对其安全利用与高效利用提出相应最高或最低要求。传统的能源管理""目标责任制""已不能适应现阶段国土与生态安全的要求,应从技术治理转向公共治理。基于此,资源利用红线制度体系的建构应遵循""制度创新""的基本路径,在整体性和公共性视角下,进行相应的体制机制创新并予以制度保障和法律确认。"

p208p2002/csl-1.8G/00000/860

"论文旨在提高重启的退耕还林项目生态、经济双目标实现的有效性,具体内容如下:1理论研究。利用丁伯根和丁伯根-博弈纳什均衡理论,分别从中央政府政策制定和县级政府政策执行视角,讨论现有退耕还林政策多目标实现的有效性和退耕还林政策实施过程中与其他相关政策有效搭配的存在性。2实证检验。论文首先利用贵州省既属(国家)退耕还林项目实施区又属第二次石漠化调查区的64个县(市、区)作为样本检验退耕还林政策的有效性,用""石漠化改善率""作为项目生态目标的检验结果表明项目的生态目标实现是有效的,而用""县域2005年参与退耕还林项目的农户在2011年的人均纯收入""作为项目的经济目标进行检验的有效性未通过检验。接着,论文利用贵州省晴隆县多政策配套实施退耕还草项目的结果来检验有效政策搭配的存在性,用""植被盖度""、""土壤冲刷量""和""径流量""三个指标来反映项目的生态效果并利用观测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退耕还草项目具有较显著的生态效果。用晴隆县实施退耕还草项目乡镇的农户""家庭总收入""指标反映项目经济目标,并利用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项目的经济目标实现是有效的。3研究结论。从政策设计角度看,退耕还林项目无法通过自身有效地同时实现生态、经济目标;从县级政府政策实施的角度看,若县级政府在退耕还林项目实施中能整合性地配套相关政策,则项目存在""有效政策搭配"",即项目可同时有效实现生态、经济双目标。因此,在县级政府绩效考核中增加生态考核指标,进而在县级层面通过政策搭配谋求退耕还林多目标的有效实现,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显得现实与可行。"

p208p2002/csl-1.8G/00000/861

要实现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中用水总量控制的目标,需要正确判断相关因素对用水量变化的影响强度和作用机理。影响产业用水量变化的因素涉及从生产层面到消费层面,从结构因素到效率因素。本文从最终需求的视角,同时考虑生产和消费的影响因素,运用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法,考察了1997-2010年五个时段相关因素的变化对产业用水变化的总贡献和部门贡献。研究结果表明,国内最终需求成长效应和出口成长效应是拉动江苏省产业用水增加的主要原因,产业技术效应和用水强度效应是江苏省产业用水减少的主要因素;第一产业中国内最终需求成长效应是关键拉动效应,国内最终需求结构效应是抑制效应;第二产业中出口成长效应是关键的拉动效应,用水强度效应是关键抑制效应;第三产业中国内最终需求成长效应是关键拉动效应,用水强度效应是关键抑制效应;六大分解因素对各个部门呈现不同的驱动强度。研究结果为不同产业制定相应水管理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p208p2002/csl-1.8G/00000/862

喜马拉雅地区水资源丰富,各国都积极开发水电资源,对环境和人文可能会造成负面影响。特别涉及跨国水域时,国家之间已经开始出现利益冲突,影响到了地区和平与友好关系。国际法在跨国水域问题上发展迅速,已经形成一系列的条约、习惯和基本原则。但与其他国际环境法一样,内容模糊,法律强制力有限。本文主要探讨我国在开发水资源时,具体受到哪些国际法规则的约束,面临哪些挑战。这些挑战实际上体现了人类需求增长与自然资源枯竭之间的矛盾。国际法在此类问题的规定上的模糊缺失使国家拥有更广阔的自由度在国内法律和政策上作出相应调整来缓冲这些矛盾。对于涉及跨国水域国际法的最新发展,结合现实案例,提出建立地区性跨国水域协同管理机制,并以多边条约等方式确立地区水资源利用的基本原则,在平等共赢的基础上加强该地区国家的理解和交流。

p208p2002/csl-1.8G/00000/863

由于环境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及其将给企业带来额外成本的增加,因此,只有通过环境政策的激励,才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目前,已有文献对我国环境技术创新的研究缺乏计量经济学的证据,尤其缺乏对政府环境政策影响效应的研究与分析,政策针对性不强。本文以我国环境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工业环境技术专利申请量指标来表征工业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水平,在对中国30个省份2006-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及Hausman检验的基础上,构建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探讨了环境政策力度、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投入等因素对我国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滞后1年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每增加1%,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增加6.45%,表明我国的环境政策力度,即对环境改善的投入对工业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这种激励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单位工业生产总值的污染排放量与环境技术专利的申请量之间为负相关关系,表明政府增大环境规制的强度,有利于激励企业增加对环境技术创新的供给。此外,工业企业技术投入、市场需求、国际技术外溢效应和工业企业行业规模与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均为正相关关系;其中,工业企业的技术投入是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核心驱动力。为了扭转我国工业企业的传统发展模式、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应建立节能减排政策规制的长效机制,加大减排科技资金投入,并加速形成环境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机制。

p208p2002/csl-1.8G/00000/864

在城市管理工作中,我们习惯于运动式、行政式的管理方式,难以实现城市管理的持续发展,现行的管理方式、流程等机制必须要不断优化和完善。当前最为突出的是建立和优化4个机制,即城市管理的高效运转机制;城市管理的风险评估和应急处置机制;城市管理各行业的市场化发展机制;城市管理过程中的利益协调机制。结合国内外理论成果与实践探索,通过实证分析与专题研究,对4个机制路径分别给出了具体建议。

p208p2002/csl-1.8G/00000/865

为提高土地整治宏观决策合理性,本文以重庆市綦江区土地整治项目数据为基础,采用标准差异指数、变异系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对綦江区土地整治项目的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土地整治项目呈波浪式递增;投资规模、建设规模和新增耕地规模呈东南、西北部高的特点,项目个数的空间分布特征较为零散;各镇街土地整治的绝对规模在增大,相对差异在减小;建设水平空间差异较大,并分析了土地整治项目空间异质性特征;建议綦江区未来应坚持农用地整治为主。

p208p2002/csl-1.8G/00000/866

"大气污染治理问题受到了政府和公众的广泛关注,然而传统研究并未对政府、公众行为和大气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予以足够重视。文章构建了一个制度软化、公众认同与大气污染治理之间的理论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说,采用Super-SBM模型对我国各省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进行测算,通过构建面板分位数模型对研究假说进行经验论证,得到以下结论:首先,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测算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省际格局变化不大,中部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效率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其次,全国、中部及西部经验结论符合研究假说,即财政分权和晋升锦标赛引致的制度软化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具有负向冲击,公众认同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有正向影响,且公众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制度软化引致的效率下降,但东部经验与研究假说相反。最后,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容易忽视大气污染治理的供给;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在条件分位上具有""波特拐点""特征;产业转型升级的环境效应在东部地区并不明显,但在中西部地区显著;技术进步促进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提升在全国范围内显著;外商投资能通过技术外溢、严格的规制标准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但目前这种正向影响只存在于东部地区。故需要将环境质量指标及相关要素纳入地方政府的政治考评体系、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财政分税制体制、引导公民自觉参与和监督大气污染治理、推进传统产业发展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机融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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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针对我国人均水资源少且时空分布不均等问题,提出了河湖水系连通重大治水方略。本文具体分析连通性带来的环境影响与生态影响。环境影响主要从水系连通性与水文因子、水质及河流形态的关系出发,通过不同角度的分析,确定连通性带来的环境影响。生态影响主要分析了水系连通性与水系生境、生态群落及生态景观的变化关系,根据它们间的相互作用,研究分析水系连通性对生态的影响。根据连通性与生态环境的影响关系,最终确定健康河湖水系连通理论评价的构建指标。

p208p2002/csl-1.8G/00000/868

由于我国空气污染状况的日趋恶化,研究空气污染的形成因素并制定相应的污染治理政策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基于STIRPAT环境效应分析模型,文中利用空间分析工具对选取的31个样本区域的PM2.5排放污染进行了空间探索性分析与空间计量检验。空间探索性分析结果表明:通过计算全局空间Moran’sI指数测算出样本区域PM2.5排放污染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空间聚集检验则显示出样本区域PM2.5排放污染除具有自相关性外还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异质性。进一步的空间计量检验结果显示样本区域GDP总量的增长将使得PM2.5污染继续恶化,而提高样本区域人均GDP水平则能有效的降低污染水平。样本区域在能耗上的空间交互影响也较为明显,对于选取的三个能耗指标,煤炭消耗的增加无论对于区域自身还是邻接区域都已成为加剧PM2.5排放污染的主要因素,原油消耗的增长只对邻接区域污染水平产生了影响,而电力消耗的提高缓解了区域自身的PM2.5排放污染但加剧了邻接区域的污染。由于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样本区域PM2.5污染表现出了很强的空间相关性,这就要求在相关污染治理政策的制定上要充分考虑到空间因素的影响,不仅要从经济发展方式和能源消耗结构的改变等环节入手,同时还要加强省域之间的协调促进,最终实现对污染的有效治理。

p208p2002/csl-1.8G/00000/869

"加强空间尺度分析对区域空间结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同尺度的区域空间要解决不同的核心问题,影响其空间组织的主导因素有所不同,这些主导影响因素通过空间节点的优化、空间通道的重组和要素""流""的管理等三种机制来影响不同尺度的区域空间组织。由于不同尺度区域的空间发展阶段、影响因素和具体内容是不同,所以在考虑不同尺度的区域空间组织时,相应的时间跨度、规划结构和土地功能类型划分也有不同的要求。"

p208p2002/csl-1.8G/00000/870

"为了准确把握突发雾霾事件的应急处置情况,本文选择突发雾霾事件应急预案作为具体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比较分析和规范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剖析其发展规律、现实状况、存在问题等诸多因素,描述了其所遭受的双重合法性危机,进而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治理方案。本文认为,突发雾霾事件属突发公共事件的一种,当前对其的应对虽然已""有法可依""但却没有取得应有之效果;从考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发展规律入手,可以发现其经历了一个从特殊到一般再到具体的过程,反映在立法上,是从个别或少数法律条款开始,逐步发展至专门立法的制定,继而产生一个专门性应急立法和总体预案与若干典型的具体预案相结合的体系;因此,对于当前出现的突发雾霾事件应急预案,也应当在应急预案的框架中,从""大预案""的角度理性看待;当下之应急预案,形式上统一化、相对单一,内容上同质化、被动应对,于是产生了合法性的危机,包括法律属性不明的形式合法性危机与内容编排不甚科学的实质合法性危机。本文建议,破解这种危机,一方面须规范其形式合法性,将其定性为法规或规章;另一方面须提高其实质合法性,确保其成为多方合意认可的行动方案。总之,要变单一应对为综合治理,重构突发雾霾事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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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对破解""垃圾围城""困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延缓全球气候变暖的进程、应对国家能源短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宁波市6区2036户社区居民实地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因素及其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垃圾分类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存在较大的差异,愿意参与垃圾分类的比例(82.5%)明显高于实际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比例(13%),较高的分类意愿并不必然会产生较高的分类行为;其次,影响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因素有差别,垃圾分类行为的实现取决于情境因素/便利性、认知和态度,垃圾分类意愿则主要受认知和态度、个体特征、推动措施的影响:第三,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有差别,垃圾分类行为受情境因素/便利性影响较大,垃圾分类意愿受个体特征等主观因素影响较大,认知和态度对分类意愿和行为都具有重要影响;垃圾分类试点的成效对分类行为影响更大,分类意愿影响不显著。根据实证结果,本丈提出促进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一些建议:首先,垃圾分类设施的便利性是阻碍垃圾分类的首因,必须加快完善垃圾分类设施和服务供给体系;其次,通过加强居民分类知识普及和垃圾分类责任感/价值观培养,促进垃圾分类意愿;第三,通过建立垃圾分类行为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的关联机制,合并垃圾分类的内在过程和外部条件,共同促进垃圾分类行为习惯的形成和维持。"

p208p2002/csl-1.8G/00000/872

"[正文]公共政策评估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政策评估越来越受到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政策评估的能力和水平往往反映政策咨询机构向政府建言献策的能力和水平。开展好政策评估工作,必须准确认识公共政策评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地位,客观认识政府智库在政策评估中的优势和劣势,始终秉持专业性、科学性和开放性的理念,在政策评估的实践中,不断探索路径、积累经验、创新方法,推动政策评估工作迈上一个又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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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整个社会对于中药现代化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和看法。其实,我们应该全面系统地看待中药现代化问题,从医药性、技术性、产业性、文化性、公共管理属性5个层面认识和把握中药的现代属性。中药现代性不仅可以让我们为中药提供""点、线、面""多层次、多角度的保护,也有助于我们从继承创新和发展创新去细化中药的创新发展战略,丰富中药品种保护思路。中药品种保护制度应该基于中药现代性的要求,为促进中医药创新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为此,一方面要充分地认识中药品种的创新发展方向,另一方面要实现中药品种保护制度转型,要由当前的被动保护向主动保护转型,并为此调整相应的政策措施。"

p208p2002/csl-1.8G/00000/874

"国家高新区作为区域内的""经济特区""和""政策试验田"",是国家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但其效果究竟如何需要验证。本文采用1994~2012年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高新区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国家高新区的建设显著地促进了地区GDP和人均GDP的增长,这一结论在进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国家高新区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相较于较高等级的城市,较低等级的城市从国家高新区的建设中获得了更快发展。本文的研究表明,作为""政策试验田""和""经济特区""的国家高新区不仅可以驱动经济发展,而且通过对其合理布局,还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这为国家高新区的未来布局与其他相关政策的设立提供了重要启示。"

p208p2002/csl-1.8G/00000/876

本文整合目前COPS知识网络研究成果,构建基于主体(组织)、客体(知识)、载体(产品)的COPS知识超网络,基于逻辑自洽的网络交互机制和DNA元矩阵分析方法,在解构超网络的动态运行中挖掘出16项知识管理任务;并从宏观软环境等3个维度,梳理了知识管理的相关影响因素。最后,强调COPS知识管理研究要注重对知识管理过程的实证分析。

p208p2002/csl-1.8G/00000/877

人口流动迁移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和城市化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基于我国30个省域2002-2012年的空间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静态与动态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口流动迁移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整体上有着明显的空间扩散效应;流入人口和流入人口人力资本对我国城市化的影响都很突出,流入人口带来人力资本集聚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要大于简单人口数据的集聚;净迁移人口和净迁移人口人力资本对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影响不是很显著,与我国的户籍制度存在着一定关系,当前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居民的迁徙,对城市化发展起着阻碍作用;经济力量仍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的重要驱动力。因此,在推动城市化进程中,除继续发挥经济力量的核心驱动力作用外,更需重视流动迁移人口对城市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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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创新管理研究范式强调创意产生到商业化的正向过程,国家战略与政策实施也将创新驱动发展作为研究与实践的基本导向。然而,科技创新的潜在危机与负外部性等问题亟待研究重新审视创新发展目标、利益攸关主体及其治理模式。本文从责任式创新视角出发,在系统梳理责任式创新的源起、内涵与归因后,通过建构要素、制度情境和评价准则的整合提出责任式创新理论框架,并结合美国、欧盟、中国纳米科学与技术责任式创新实践与政策予以论证。本文提出的责任式创新研究视角对传统创新范式及其基本前提予以重新审视,理论框架整合责任式创新建构要素、制度四层次理论及交互框架理论,为国家层面责任式创新实践提供普适性的分析依据。

p208p2002/csl-1.8G/00000/879

本文从居民投票行为这一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我国社会组织发展问题。论文综合评估了社会组织对居民投票行为的影响,对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城镇居民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组织对居民主动投票和被动投票行为均有着显著正向的影响,但相比较于被动投票,社会组织更大程度上促进了居民的主动投票行为,这反映出相比较于国家的政治动员,社会组织在对居民投票行为的影响中更多地发挥了增强政治意识的功能,居民投票行为也更大程度上体现了居民自身真实意愿的表达。从这一点出发,论文讨论了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在促进基层民主建设、拓展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以及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中的积极作用,进而从居民个体层面解析了社会组织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p208p2002/csl-1.8G/00000/880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北京市提出了新的人口调控目标,到2020年要将人口总量控制在2300万人。实现北京市新的人口调控目标,必须站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度,加快疏解非首都功能,以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最终实现三地产业、人口的合理布局。本文依据统计局最新的2012年北京市投入产出价值表,编制了19部门完全劳动消耗表,提出了劳动影响力、活劳动转化系数的概念,并具体给出了某一产业是如何影响其他产业就业量的计算公式。利用完全劳动消耗表所反映的各产业间的劳动消耗关系,结合各产业的具体特点,提出了直接转移、转移上游、限制需求、转移环节四条疏解办法。并进一步定量测算了产业疏解后对本部门和关联部门就业人口的影响程度,模型结果显示,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是直接转移的最重要抓手,转移北京市批发零售业10%总产值,直接就业和关联就业将分别下降19.8、4.1万人就业,最终减少23.9万就业人口;转移制造业10%总产值,直接就业和关联就业将分别下降14万、8.2万人,最终减少22.2万就业人口。

p208p2002/csl-1.8G/00000/881

本文在现有的绿色物业管理导则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对重庆市社区居民展开了居住区绿色物业管理措施满意度以及社区归属感情况调查,构建了以节能、节水、垃圾处理、环境绿化和污染治理为影响因素的评价模型。研究表明:社区居民的归属感随着绿色物业管理措施中的节能管理、垃圾处理、环境绿化和污染治理措施的改进而线性递增,其中环境绿化管理的回归系数最大;受访者对重庆市绿色物业管理措施以及社区归属感的总体评价一般。重庆市社区物业应该在设置节能奖励、积极开展节水管理、引导居民使用可重复使用产品、改善绿地灌溉方式以及提高社区污染治理水平方面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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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2007-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地方政府税收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发现税收结构对于房价波动的影响是显著的。从税收结构来看,所得税和财产税占比的提高会显著地推动房价上涨;而流转税占比提高对房价上涨的推动作用不明显。资源税占比的提高能对房价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影响不显著。通过优化税收结构,调整不同税种的税率,适当提高资源税和行为税占比,降低主体税类占比,能有效抑制房价快速上涨。

p208p2002/csl-1.8G/00000/883

"本文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结合倍差法考察了国家级出口加工区在成立之初对所选择的""主导产业""的扶持政策是否有效,以及比较优势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平均而言,一个城市出口加工区的出口鼓励政策使得受扶持行业内企业的出口额显著提高约11%。进一步的分样本研究表明,上述政策效果在那些原先就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中并不存在,而对那些原先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出口鼓励的扶持能使行业内企业的出口增长约13.1%。对上述政策动态效果的考察表明,产业政策的效果在那些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在那些没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则始终不显著。本文所使用的倍差法符合同趋势假设,表明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并不存在事先的挑选赢家行为;并且上述结论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中仍然成立。"

p208p2002/csl-1.8G/00000/884

本文使用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企业数据和县级高速公路数据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服务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结果表明有高速公路连接的服务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更高。在借鉴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批发业和零售业为例研究了高速公路对可贸易和不可贸易服务业的不同影响,发现从高速公路连接中受益的是需求主要来自外部的可贸易服务业。本文还发现在人口规模和产业多样性方面具有优势的大城市的可贸易服务业竞争力更强,从交通基础设施改进中获利更多。为了克服经济增长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借鉴已有文献使用明朝驿路作为当代高速公路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支持了高速公路连接能够提升可贸易服务业分工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因果关系结论。

p208p2002/csl-1.8G/00000/885

中国学术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流动人口加以关注,通过查阅并梳理相关文献发现,总体上对汉族流动人口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针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相对薄弱,社会学领域研究成果多于城市地理学领域,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在乌鲁木齐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居的7个区域,调研他们在该市的居留意愿。首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社区环境、居留意愿等情况做全面了解;然后对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与影响因素之间进行Multinomial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解决问题的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具体措施是:进一步增强乌鲁木齐市城市化发展;加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加大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建立和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状况,这些建议为新疆城镇化科学有序发展、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提供有益的参考。

p208p2002/csl-1.8G/00000/886

本文以中共中央统战部等4部门2012年对全国范围内私营企业抽样调研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私营企业出资人背景、投机性投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有管理经历、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低年龄、男性的私营企业出资人,倾向于选择投机性投资战略。在显著性正向作用上,私营企业出资人拥有管理经历对净利润和销售额、中共党员身份对净利润和净资产、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净资产所表现的规律相同。在显著性负向作用上,中低学历、拥有企业重大事项决策权的私营企业出资人对净利润和净资产,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及中等学历的私营企业出资人对销售额所表现的规律相同。投机性投资对企业3项绩效指标均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本文同时发现,私营企业出资人背景与投机性投资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有不同的调节作用。具有管理经历和中共党员身份对企业的净利润、净资产和销售额均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企业净利润、净资产和销售额均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中低年龄、中低教育的对企业净利润和销售额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男性对于企业净利润和净资产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本文最后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归纳,对研究如何从私营企业出资人背景角度化解投资风险进行了总结,并对研究局限和下一步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

p208p2002/csl-1.8G/00000/887

中央政府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级政府提供转移支付是解决生态环境保护成本与生态效益的区域错配问题的重要措施。转移支付制度的实施实质上体现了中央政府和县级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央政府作为委托人和作为代理人的县级政府签订一个长期的生态保护与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契约。中央政府可以依据县级政府生态保护的努力程度和生态环境的质量状况对县级政府进行考核和奖罚,以激励县级政府对生态保护投入更多的努力。文章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实施为例,通过引入上一期的生态效益产出,构建了中央政府和县级政府生态保护的动态委托代理模型,对生态保护中的中央政府和县级政府行为选择进行理论分析,求出县级政府的最优努力程度、中央政府的最优激励支付比率和相应的生态效益产出水平。理论分析结果表明:一是转移支付能够有效激励县级政府的生态环境努力,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二是县级政府风险规避程度的增加提高了其生态环境保护的努力投入,同样能够促进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三是中央政府应重视对县级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效激励,制定合理的激励方式和激励水平,将生态效益产出和生态环境质量统一纳入县级政府的生态保护政绩考核体系中。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提出了三个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一是完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激励考核与监督机制;二是增强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级政府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和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增加县级政府财政收入;三是改进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明确县级政府社会福利包含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两部分,并逐步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的比重。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实施成果的巩固及持续推进,还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p208p2002/csl-1.8G/00000/888

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旨在探讨高压力工作情境下,伦理型领导影响员工工作绩效和满意感的过程机制。研究采用两轮问卷调查的方式,以来自40个媒体节目团队的152名媒体从业人员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显示:(1)伦理型领导能够显著减少员工的挑战性和阻断性压力源;(2)挑战性和阻断性压力源对伦理型领导与心理授权、压力感知、公正感知间关系起到显著的中介效应;(3)心理授权、压力感知和公正感知对挑战性和阻断性压力源与员工工作绩效和满意度间关系起到显著的中介效应。文章最后讨论了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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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我国12个资源型产业2003-2011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对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考虑行业规模与科技活动人员投入两个控制变量时,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促进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反之则会降低甚至产生抑制作用,说明""波特假说""具有前提条件性;环境规制强度对开采洗选业绿色工艺创新和初级加工业绿色产品创新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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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气是一种清洁能源,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我国制定了《页岩气发展规划(2011-2015年)》,准备大规模开发页岩气。页岩气在勘探、开采、运输、储存和处理阶段可能产生水消耗和水污染等环境损害。作为全球页岩气第一大生产国,美国在页岩气开发进程中暴露出这些环境问题并积累了丰富的法制经验。我国决策部门应借鉴美国的经验教训,坚持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并重,制定更新相关环境法规防治或减少页岩气开发造成的环境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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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国务院批准实施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提出开展省级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的编制工作。为进一步推进省级BSAP的全面编制与实施,通过发放调查问卷以及电话反复沟通,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辽河自然保护区的BSAP编制进展进行了调研,并选择已经(或即将)发布省级BSAP的省份进行了典型案例研究,对省级BSAP编制进展、过程以及存在问题、挑战与经验等进行了详细了解,研究提出了推进省级BSAP编制的需求和推广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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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动态竞争中,从身份域视角来探讨企业""攻击—回应""竞争行为具有丰富的理论意义。借鉴动态竞争理论中经典的觉察—动机—能力模型,本文通过对阿里和腾讯在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及其相关业务领域系列竞争行为的案例研究,发现企业身份域范畴内部的竞争行动主要由经济理性驱动,而企业身份域范畴外部的竞争行动则主要是由情感认知驱动。发生在身份域范畴内部的企业竞争行动凭借核心技术、市场经验等资源优势,通常能够获得良好的竞争效益,相反,企业在身份域范畴外部实施的竞争行动效果往往一般。因此,在市场变革的巨大压力下,企业为了获得在未来核心业务上的长期竞争优势,需要通过联盟、兼并等方式获取外部核心技术、知识等稀缺资源,来重构企业核心竞争力。这也在无形中拓展了企业的身份域范畴,从而又将企业的竞争行动纳入到身份域范畴之内。这项研究较好地阐明了动态竞争中企业竞争行动的决策机制及其效果,并尝试构建了一个企业""攻击—回应""竞争行为的完整框架,拓展了动态竞争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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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经济背景下,市场环境和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新企业成立初期发展经验和组织惯例贫乏,无法为应接不暇的突发状况进行事前规划,只能结合实际即兴发挥。此时,单一、传统的竞争战略已无法全面地为新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一种特殊的竞争战略——""即兴战略""应运而生。如何定义和识别新企业的即兴战略?哪些因素在其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该战略如何持续指引新企业的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还是未解的难题。本文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制度理论,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探究了新企业即兴竞争战略的形成过程,以及不同类型即兴战略的促成因素,并提出了即兴战略演化为企业组织惯例的重要条件。本研究深化了转型经济背景下新企业竞争战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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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重点围绕""西部大开发的机遇与挑战""、""城乡一体化与新型城镇化""以及""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路径与政策创新""等3个方面的内容,就""中国西部开发研究联合体第10届学术年会""参会学者和入选论文的相关观点和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与会者认为,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开发水平较低,""一带一路""将为西部大开发和新型城镇化带来新机遇、注入新的动力;新型城镇化引领城乡一体化应是新时期西部大开发的必然选择;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是关键,社会管理、市场制度、投融资体制、城市协同管理等相关制度及政策的创新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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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传统价值链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柔性价值网的概念,指出因重构、链接和互动而形成的柔性价值网是社会化商务环境中价值共创的最终结果,并基于此总结提出社会化商务背景下企业价值共创亟需关注的研究命题,旨在提高企业进行动态、可持续价值创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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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保护区地方政府很难获取土地财政,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积累,损害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打击了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因此,基于地方政府经济福利视角,构建耕地保护跨区域财政转移机制迫在眉睫。本文采用中国1999-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考察了土地财政与耕地保护之间的定量关系,从地方政府经济福利视角测算了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研究结果发现,土地财政不利于耕地保护,土地财政每增加1亿元,耕地面积相应减少约91.5hm2;进一步由转换关系可知,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约为109万元/hm2。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粮食安全法下各省份的耕地赤字/盈余量,探讨耕地保护省际跨区域财政转移支付。结果表明,11个耕地赤字区共需支付补偿款757.500亿元,其中赤字最严重的广东省需支付高达158.481亿元的补偿款;10个耕地盈余区共可获取补偿款523.856亿元,其中盈余量最多的黑龙江省可获得高达132.787亿元的补偿款;10个耕地平衡区不参与财政转移支付过程。另外,分析转移支付额与当年地方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可知,各支付区的支付额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约为1.30%-12.26%,均未超出当地政府的承受范围,表明财政转移支付行为具有一定的现实可操作性。研究成果能为均衡我国区域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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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在生态保护的同时也面临着当地发展的矛盾。本文基于陕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660户农民的调研数据,发现农民对政府主导的生态保护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负面情绪,主要原因是农民在提供环境服务的过程中也面临因土地产权受限导致的利益失衡问题。根据调研结果,本文指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过程中存在收入、产权、退耕配置和生态补偿的扭曲行为。表现为农民的""失地化""、土地使用权受限、土地""闲置""、""级差配置""和""阶层配置""问题。基于以上问题,本文进一步在TRA和TPB理论的基础上,将环境行为意向作为预测行为的最重要因素,并考虑地域背景和制度背景对个体行为意向的影响,提出自然保护区地域背景和生态补偿制度缺陷下生态保护的""扭曲""行为对农民保护与发展冲突意识影响的研究假说。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在生态保护过程中对农民收入的长期扭曲以及""退耕配置""、""级差配置""、""阶层配置""等扭曲行为都弱化了居民的生态保护意向,而增强了其发展的意向,折射了生态保护过程中农民生态保护和求发展意向的对立冲突,这印证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说。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政策启迪:一是要尊重农民作为环境服务交易主体的平等地位,改变现行""地方势力""在补偿过程中的扭曲行为;二是建立健全土地产权制度。在排他性、转移性、执法性原则的基础上推动自然保护区的民众参与、民主决策、合作共赢;三是推进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进程,解决其长久的生计问题;三是要完善生态补偿制度,考虑农民在生态保护过程中的长久损失;四是完善野生动物侵害土地生产的补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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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对我国社会的深度融合,互联网与金融的融合在我国也进行的如火如荼,但是国家层面对互联网金融产发展的监管并未形成制度。本文在观照互联网金融产业特点的基础上,对我国当前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发展的地方监管实践及其优化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完善互联网金融地方监管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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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基金采取""不知价、即赎回""、""先确认、后备款""的赎回规则。极端市场情况下,赎回规则可能引发损害投资者利益、降低基金净值、加剧股市下跌和市场恐慌情绪、规避巨额赎回等负面效应,恶化基金公司的流动性管理水平。笔者认为应从赎回规则法律设计的合理性以及基金公司内部流动性管理能力提高的角度予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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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脆弱性能够更为全面反映贫困地区农户的福利状态。采用预期贫困的脆弱性测量方法,在1274元和2300元两条贫困线下,首次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53271个农户微观数据对贫困地区农户脆弱性进行测量,描述了脆弱农户的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分析了不同地形之下汉族和少数民族农户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1274元和2300元贫困线下,农户陷入未来贫困的平均可能性分别为15.20%、49.49%。脆弱性测量和贫困测量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随贫困线标准提高,脆弱性测量与贫困测量的不一致程度增大。高度脆弱农户具有较大家庭规模、人力资本不足、病人数量多、抚养比高、资产价值少的家庭特征,且更可能分布在山区、革命老区县、陆地边境县和少数民族聚居村等特殊类型贫困地区。不同类型地区农户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但冲击性事件是主要影响因素。当年有建房或买房、有婚丧嫁娶大事、有子女上大学、有大病治疗情况、旱灾等冲击性事件是各个地区农户脆弱性的共性影响因素,家庭规模、人力资本状况和房屋价值也是影响农户脆弱程度的重要因素。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第一,应将贫困测量和脆弱性测量方法结合起来进行贫困瞄准;第二,未来扶贫政策制定中更应关注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农户;第三,在贫困标准提高的情况下,减贫的同时还应注重降低农户的脆弱性,重点是减小冲击性事件对贫困农户福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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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地环境容量的测量与管理,是涉及许多学科的研究命题。传统的环境容量研究是以静态测量为技术手段,获得的是每一个特定空间静态容人量的最佳值和饱和值。但现实中影响环境容量的主体——游客的行为是动态的,而且在山岳型遗产地的线形游览空间中,不同节点的环境空间特征是多样化的,当游客集中到访时,同样规模的客流对不同特征的环境空间所造成的压力不同,这就使静态测量的环境容量值在管理实践中失去了效力。本文引入时间维度、遵循旅游流时空聚集规律提出了山岳型遗产地环境容量动态管理的新方法——旅游流时空卡口识别,并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泰山为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运用时间地理学方法分析旅游流时空分布特征识别泰山中路旅游流时空卡口。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泰山中路旅游流时空卡口主要集中分布在红门、经石峪、中天门、南天门、天街、玉皇顶、日观峰七个空间区域,而时间上则相对分散,在各个时段都出现了旅游流时空卡口;整个泰山中路的旅游流时空卡口仅占全部时空区域5.52%,但却吸引了接近50.04%的游客在此聚集停留。由此可见,对于时空卡口的观测和管理,是山岳型遗产地保护与管理工作的最关键环节。文章最后从调节游客个体行为、动态控制旅游容量、建立智慧旅游预警系统三个方面,讨论了旅游流时空卡口识别法在山岳型遗产地环境容量管理中的应用前景。旅游流时空卡口概念的提出及识别方法的构建,不仅在理论上弥补了旅游环境容量测算体系的缺陷,更在遗产地环境容量、资源与游客安全管理体系中解决了旅游流动态监控、及时预警、提前调节等关键问题,实现了遗产地旅游开放状态下的环境、资源与游客管理的安全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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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城融合是在我国转型升级的背景下面对经济新常态下提出的全新的一种思路。金融支持产城融合体系建设既符合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二者之间协同发展的重要载体。本文立足新常态的背景,分析了金融支持产城融合的时空内涵与动力机制。以天津市为例,提出金融发展支持产城融合体系建设的初步路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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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性基础,在稳定社会、发展经济过程中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中国建立之初,实施一系列的改革与创新,让农村土地承包时限逐步从长期不变转化成为长久不变,切实的保障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因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为集体所有制,加之家庭承包所建立起的小规模经营模式的特殊国情,有效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逐步成为农村和农业发展的要求,也是对家庭承包制度创新的具体体现。而我国是农业大国,怎样在市场化环境中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涵盖了一系列实践与理论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创新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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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行为定向广告(OBA)引发的网络用户隐私关注问题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介绍了美国和欧盟的网络隐私保护法规,并就网络环境下消费者的隐私与行为定向广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指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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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思维是跨界整合的最集中代表,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崛起产生了一大批草根创业明星,这些草根明星的示范作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化审美倾向,要保持草根长久的创新动力,就要坚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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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工业园区规划数量、规模不断增加。工业园区汇集众多工业企业成为耗水大户,排放大量污水污染环境,污水排放方式已成为园区建设和发展焦点。虽然近年来相继采用了先进办法,但着重强调提高园区个别企业的环境绩效,未能考虑如何提高园区的整体环境绩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园区环境问题。以天津某工业园区为例,结合对工业园区污水性质分析及对国内外工业园区污水排放方式分析,对该园区污水排放方式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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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沉降是当今城市化进程中不容忽视的环境地质问题。本文综合考虑天津市地面沉降成因和地面沉降特征因素,建立了二级6因素的地面沉降灾害危险性评价指标体系,针对每类评价指标将其分为5等,并将目标集划分为高危险级、较高危险级、中度危险级、较低危险级和低危险级5级,运用模糊层次综合评价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并借助ArcGIS中的Spatial?Analyst工具进行栅格像元计算,最终完成天津市地面沉降危险性评价和区划。取得的评价成果可为区域防灾减灾工作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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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反映的是一国或地区在某一时点上对于自然资源环境的权利义务状态,可以看成是某一特定时点生态责任主体对所拥有的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和所承担的生态环境负债所拍的一张""快照""。首先,本文以DPSIR链理论模型、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2012)、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2008)国家资产负债表为理论基础,构建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理论框架。对经济和环境信息进行整合,需要采用一种跨学科方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要求,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中需要编制国民资产负债综合表一张,机构部门资产负债表四张。国家资产负债表方法,就是以一国或一国政府为会计主体,通过账户整合将分散的分类核算账户纳入统一的资产负债权益框架,以期初和期末的资产、负债及净资产存量等形式,综合反映出一国物质财富""家底""的编报方法与技术体系。采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方法对自然资源总体情况进行信息披露,就是利用会计学中的资产负债表工具,客观全面反映生态责任主体在某一时点的自然资源静态存量情况,显示某一时间上自然资源资产的""家底""和结构,反映一定时间内的自然资产存量的变化。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充分利用上述理论基础和核算方法进行自然资源信息披露的一种方式。接着,本文采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和技术手段,构建了以资产、负债和净资产为会计要素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以全面反映自然资源环境""家底""。自然资源资产是指天然存在、有使用价值、产权明确、可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和;自然资源负债从经济本质上看,是会计主体在某一时点上应该承担的自然资源""现时义务"",该""现时义务""是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所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需以资产或劳务偿付的环境责任;自然资源净资产,是一国或地区所拥有的全部自然财富总和,它在数量上应该等于自然资源资产减去自然资源负债,即全部自然资源资产减去全部自然资源负债后的净值。最后,本文提出了推进自然资源行政管理改革、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台账系统、建立自然资源经营权交易市场、颁布自然资源计量核算准则体系等政策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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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竞争是影响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理论界已有文献鲜有以财政竞争为视角来分析环境质量的研究成果。本文从竞争主体、竞争动因和竞争方式三个方面阐释了财政竞争的内涵,并基于公共品定义角度分析了环境质量的特征,表现为具有辖区性、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多重特性,为政府介入环境质量改善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本文立足于""纵向财政竞争""和""横向财政竞争""二维分析视角,通过逻辑分析、博弈论等方法对财政竞争影响中国环境质量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剖析。研究结论表明:由于""纵向财政竞争"",中国政府间存在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责任不对称、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不合理、财政""利维坦""倾向等制度设计缺陷,从而挤压了环境质量改善的财力投入;由于""横向财政竞争"",中国各级政府间为追求自身可支配财力的最大化,在环境质量问题上陷入""污染博弈""、""财力投入博弈""和""污染行为矫正博弈""等博弈困境。在缺乏有效的外部约束规则下,最终呈现的是非合作博弈均衡状态,表现为地方政府间竞相懈怠环境质量改善主体责任。因此,无论是""纵向财政竞争"",还是""横向财政竞争"",均对中国环境质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效应。对此,必须清晰政府间环境质量责任主体、加大环境保护的转移支付力度、构建科学完善的环境税(费)体系、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政绩考核机制,促使中国政府间的财政竞争行为回归理性,保证财政竞争与环境质量二者间形成良性循环,以确保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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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色产品质量监管中,政府以提升绿色产品质量安全为目标,第三方认证机构及企业则希望利用现有资源获得最大收益。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第三方认证机构与企业容易发生权利寻租问题。有效解决权利寻租问题是保障绿色产品质量的关键,研究政府、第三方认证机构及企业三者共同参与的监管策略,可为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监管对策提供依据。本文首先阐述了政府、第三方与企业各自的职责,政府监管企业生产行为,第三方获得认证后监管企业并受政府监督。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政府、第三方与企业关系概念模型,分析三者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其次,运用博弈理论,构建了第三方与企业、政府与第三方及政府与企业间博弈模型,并进行混合策略Nash均衡求解及策略选择分析,研究了影响政府监督、不监督,企业寻租、不寻租,第三方接受寻租、拒绝寻租行为策略的关键因素。再次,重点讨论了政府、第三方与企业三者共同参与的寻租博弈模型,详细阐述了第三方与企业发生权力寻租、政府监督二者寻租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绿色产品质量监管中的寻租行为与政府的监管能力系数、付出成本、对第三方和企业的惩罚力度有关。政府通过降低监管的成本,提高监管能力,加大对第三方与企业寻租行为的经济惩罚,能有效避免二者间的权利寻租行为。2在提高政府监管二者寻租行为效率方面,分为两种情况。当把第三方利益放在第一位时,政府应减少第三方寻租的额外经济收益,提高政府监督的能力系数,同时加大对第三方发生寻租行为的经济处罚;当把企业利益放在首位时,政府应提高企业与第三方权利寻租的成本,加大对违规企业的经济处罚。最后,给出了政府提高绿色产品质量监管效率,妥善处理博弈各方的利益诉求,避免第三方与企业权力寻租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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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快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将土地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城市建设用地对二三产业增长的贡献,探索城市土地要素的产出弹性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鉴于已有研究大多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基于C-D生产函数,构建中国285个地级市2003-2012年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城市建设用地投入对全国以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表明:1土地要素投入与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显著的Moran指数说明二者在空间上呈现集聚状态,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土地要素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而且不同程度地影响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即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2土地要素对我国城市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贡献程度小于劳动力与资本,贡献率分别为3.46%、58.07%和11.39%,说明我国城市的经济增长较多依赖劳动力和资本投资,土地要素虽具有不可取代之处但贡献程度相对较小;3由于我国不同区域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土地要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也不同,表现在中部地区最高(10.79%),西部次之(4.28%),东部最低(2.17%)。此外,土地要素贡献的溢出效应随着区域不同而相异,全国范围以及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现为正向溢出,中部地区表示为负向溢出。鉴于土地要素对不同区域的贡献程度及溢出效应不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使城市建设用地对我国不同类型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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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耕地非农化日趋加剧,耕地抛荒、撂荒、低效粗放利用等现象愈演愈烈,耕地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对于促进耕地可持续利用,实现耕地利用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单元调查评估法及碳排放系数公式对中国耕地利用过程中面源污染和碳排放的产出量进行评估,并使用非期望产出的窗式SBM模型对1993-2013年中国耕地利用效率进行重新估算,进而对耕地利用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及改进途径进行分析。主要结论:从时间分异特征来看,中国耕地利用效率呈现出显著下降的变化趋势;种植业大省耕地利用低效率现象逐步增强;投入冗余对耕地利用效率的负作用最大且趋于增强;非期望产出冗余对耕地利用效率的负作用次之且趋于增强;面源污染和碳排放的过量产出与耕地利用效率提升的矛盾日益加剧。从空间分异特征来看,耕地利用高效率地区大幅减少,分布状态由""连片""分布向""点状""分布于东部和西部地区转换;低效率地区以中部地区为中心向东部和西部地区扩张;耕地利用效率呈现出严重的""两级分化""特征。从改进途径来看,中国耕地利用效率的改进潜力主要在减少耕地利用投入冗余和降低非期望产出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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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产品价格自2003年以来经历了三次较大幅度上涨。农产品价格上涨能否真正给农业生产者,特别是土地转入者带来收入增长,对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利用2003-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实证分析了土地流转过程中农产品价格引起的流转地租金变动对土地流转双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显著地拉动了土地流转租金的上升,它与投入要素价格、劳动力状况(亩均农业劳动力数、非农就业机会)、经济作物种植比重和家庭基本特征(受教育程度、年龄、身体健康、家庭财富)共同作用于土地流转租金的变化。从地理气候特征具有明显差异的4个地区12个省份(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的收入分配情况来看,短期内农产品价格上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农业生产者的收入,然而长期来看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农民增收的效果有限且作用越来越弱,农产品价格变动下的土地流转双方收入分配格局朝着不利于农业生产者的方向发展,意味着提高农产品价格等一系列政策并不能有效解决农业收入持续增长的问题。因此,建议我国政府应加快推动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逐步提高非农就业的稳定性,降低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扩大农业生产者土地经营规模、实现农业收入的稳步增长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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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验证生境等价分析法(HEA)在海洋或海岸带等典型生态系统中进行服务功能的损失评估的实用性。本文详细描述了HEA方法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优化了关键变量的选择,并以2008年我国某海域溢油事件为例,对海洋溢油事故造成的生态服务损害进行总体评价与分析。结果表明,通过长期小面积的生境替代工程予以补偿,可实现溢油事故的受损生境的价值化评估。同时,各参数的敏感性分析,也进一步指出:受损生境自然恢复开始时间、恢复所需时间、恢复的最大服务水平及替代生境提供服务年限等都会对计算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以受损生境恢复的最大服务水平的影响最盛。总体上,HEA法对解决我国溢油海洋生态评估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值得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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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资源具有强烈的外部性,其所产生的生态效益在我国整个生态系统的维护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耕地资源的保护形势越来越严峻,构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调动耕地保护主体的积极性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中,补偿款的确定是构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关键环节。本文以耕地生态承载力供需关系为切入点,采用生态足迹模型,并结合耕地保护经济补偿优先序,将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划分为耕地赤字区、耕地平衡区、耕地盈余区,确定了耕地保护补偿面积;并在此基础上,以单位面积耕地的非市场价值为补偿标准,测算了各区域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转移支付额。结果表明:1全国共有6个耕地赤字区、7个耕地平衡区、18个耕地盈余区。26个支付区的支付款总计405.290亿元,其中,赤字量最大的上海市需要支付高达130.703亿元的补偿款;18个受偿区的受偿款总计207.286亿元,其中,盈余面积最大的黑龙江省可以获取高达28.737亿元的补偿款。3转移支付行为具有一定的现实可操作性,各支付区的支付额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较低,约为1.5%-6.8%,均在政府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研究成果能为均衡我国各地区的发展提供依据,对于我国耕地保护的实施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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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是调整利益相关者利益、维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政策工具,政府付费项目是生态补偿的重要类型。基于长三角地区上海、苏州和湖州生态补偿实践的调查,运用利益相关者分析和比较分析方法,辨识地方政府付费型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属性、类型及其行为响应差异并揭示原因。按照影响力、参与度和经济利益性的不同,将生态补偿补偿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次核心I、次核心II和边缘型。结果表明,三地实践中,市、县(区)政府是核心利益相关者,与我国地方政府权威具有一致性;现行补偿制度没有赋予乡镇和村等次核心利益相关者I讨价还价的资格,成为其在环境治理和民生改善项目上有限响应的法律约束条件;次核心利益相关者II(媒体、环保NGO、科研机构)虽然有主动响应的积极性,但参与度还不高;农户的利益相关者属性和类型因地而异,且农户、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响应比较微弱。同时,不同利益相关者利益目标和属性亦存在冲突,不同地区利益相关者在监督与审计、制度调整以及环境治理和民生投入方面的响应也不完全一致。利益相关者属性、类型及其行为响应差异,与生态补偿制度安排、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地方政府偏好等深层次原因紧密相关,这也是今后我国地方政府付费型生态补偿项目设计需要重视的问题。随着我国生态补偿制度的不断发展,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地方政府付费型生态补偿项目设计,应注重增加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和公众参与度,注重生态补偿制度安排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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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出武汉市环境综合指标和工业化综合指标,探析两者的滞后关系,然后从财政分权、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产业集聚、地区经济开放度等因素来分析两者滞后缺口变动的原因。研究表明:2000年至2012年,武汉市环境和工业化之间分为波动阶段、环境领先阶段、环境滞后阶段;2009年是环境滞后于工业化的转折点且滞后缺口越来越大,而造成这一缺口扩大的显著因素是财政分权。最后深入解析了财政分权如何扩大环境-工业化滞后缺口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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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CO2排放是全球以及我国应对气候变暖的最有效措施。建筑业是环境污染和CO2排放的主要部门之一,是减少CO2排放的重点对象。本文采用排放系数法计算了1996-2012年我国建筑业的CO2排放量,并基于脱钩理论分析了我国建筑业CO2排放与建筑业产值、能源消耗的脱钩情况,利用LMDI分解模型对我国建筑业CO2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我国建筑业能耗和CO2排放1996-2012年可分为三个阶段:降低阶段(1996-1997年)、稳定增长阶段(1998-2007年)、快速增长阶段(2008-2012年)。1996-2012年我国建筑业的能耗、产值、CO2排放在总量上均有了一定的增长,能耗从1334.5万t标准煤增加到6167.37万t标准煤;产值从8955.23亿元增加到156610.24亿元;CO2排放从1879.5303万t涨到4756.8648万t。1996-2012年建筑业CO2排放量与建筑业产值之间大部分时间呈现弱脱钩状态,建筑业能源消耗与建筑业产值之间整体大部分时间也呈现弱脱钩状态,建筑业CO2排放与能源消耗之间慢慢呈现出强脱钩状态。依据研究结果给出如下建议:1做好建筑业CO2排放及能耗的实时监控,大力应用新型能源及技术,运用排放系数小或者零排放的能源材料替代排放大的能源材料,优化建筑业能源消耗结构;2加大对建筑技术的开发以及建筑业机械化进程的投入;3加强对从业人员节能减排意识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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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这将导致北方省份集中供暖耗煤大幅增长,给节能减排工作带来新的挑战,有必要通过科学评估未来的供暖耗煤量及其节能潜力对这一问题给予回答。本文首先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供暖面积和能耗效率分别显著地正向和负向影响着耗煤量,然后对城镇化下的集中供暖人口的演变轨迹进行分析,进而划分出棚户区居民、老楼房居民、新楼房居民和流动暂住居民等供暖人群,构建出各群体人口增长及其供暖面积的核算模型,并预测出2011-2025年间各地的供暖人口及供暖面积,最后结合现实情境、节能情境Ⅰ(住房保暖水平改造)和Ⅱ(取暖用能效率改造)的单位耗煤量核算出各地供暖耗煤量及其节能潜力。研究结果表明:与2011年相比,2025年的北方城市集中供暖人口数量将增长0.41亿人,相应地供暖面积将增长23.10亿m2,由此引发的煤炭消耗量将达到1.52亿吨标煤(tce),增长了0.48亿tce,而在节能情境Ⅰ和Ⅱ中,煤炭消耗量将仅为0.90和0.68亿tce,节煤效果非常显著;分省区来看,山东和辽宁都一直是供暖耗煤大省,但所占份额将会有所下降,而黑龙江、河南和吉林等省份的城镇化进程更快,供暖耗煤量也将快速上升,其它省份的供暖耗煤增长相对稳健;以2011和2012年为基准的预测结果精度检验证明了以上结果的可靠性。由此说明,虽然大力实施城镇化将带来供暖面积的增加,引发北方地区对供暖耗煤的刚性需求,但如果房屋保暖和用能效率等节能水平真正达到国家标准,供暖耗煤并不会比现有水平大幅增加,反而会略有减少,表明城镇化下的供暖耗煤并不会给节能减排工作带来新的压力,当前的工作重点应集中于节能措施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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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我国目前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和技术方法中均欠缺关于交通发展建设规划的空气污染物排放量计算的指导性原则和方法,以已批复的北京市""十二五""时期交通发展建设规划环评为例,探讨当中所采用的机动车尾气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方法的准确性和适用性。与国内部分学者利用IVE模型计算的北京市机动车排放因子和污染物排放量进行分析比较,结果表明,采用本研究的方法在计算CO、NOx污染物排放量时产生的误差较小,虽然在排放因子的选择上存在需进一步改进的地方,但相比IVE模型计算方法,采用本研究提供的方法所需参数较少,计算方法较为简便,并且在以交通量为主要变量的条件下,可预测不同时期的污染物排放特征,更适合做为交通发展建设规划环评的通用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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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型城市化建设进程中,许多农村正在面临拆迁建设的大形势。面对拆迁这一短时间内发生的巨变,农民群体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心理状况和丰富迥异的行为特征。本文运用案例分析的方式分析了拆迁导致的农民欣喜、敌对、恐惧、迷茫、喜忧参半等种种心理和行为,其产生原因又归结为市场经济的影响、熟人社会遭到破坏、政府拆迁补偿工作不到位以及农民原子化趋势等。本文针对上述原因给出了实行点对点拆迁补偿、恢复熟人社会对个体的行为规范、促进农民自我认知与认同以及传承乡村优秀精神形态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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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国内景观照明的典范——上海为例,提出""价值评估——规划定位""城市景观照明研究体系,将景观照明的价值评估纳入规划的考虑范畴,在客观合理认识景观照明贡献和困境的基础上,制定详细的城市景观照明总体规划,并以规划设计为切入点,结合城市经营理念,研究制定适合城市发展的长效运营机制,保障城市景观照明建设管理工作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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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系统具备开放系统、远离平衡态以存在涨落的耗散结构特征,以此为基础可以构建我国产业系统的熵变理论,从产业系统熵变路径的角度出发来探讨产业系统的减排途径。产业系统熵主要用于说明产业系统状态,产业系统熵值不能体现产业系统熵变的情况,所以为了探寻产业系统熵变路径,需要运用层级因素分解技术对非期望产出率熵变进行两层分解。使用基于kaya等式的LMDI分解法对非期望产出率熵变进行第一层分解,将其分解为产业结构熵变、非期望产出强度熵变和期望产出率熵变,再参考kaya等式的形式,引入生产函数作为因素分析的要素依据,对第一层分解出的因素进行第二层分解,梳理从最终产品需求以及中间技术变化出发,经由产出结构变动、期望产出率变动、非期望产出强度变动最终影响产业系统非期望产出率熵变的网络层级结构,勾勒出产业系统非期望产出率熵变的路径图,利用路径分析模型分析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网络层级结构关系。基于2000-2012年我国产业部门的数据,本文对产业系统非期望产出率熵变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过程中,利用PLS回归对我国产业部门的生产函数进行了拟合,解决了生产函数拟合过程中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非期望产出率的熵值计算做好了数据准备。通过计算我国产业系统非期望产出率及各分解因素的熵值,结合路径分析模型的结果,可以得到结论:我国非期望产出率熵变的涨落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周期吻合,验证了熵变理论的正确性和实用性;从路径分析模型的总效应角度分析,提高生产过程中各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对我国产业系统的熵减贡献较大;路径分析模型的直接和间接效应都显示产业结构对非期望产出率变动影响最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实现产业系统减排的重要途径。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实现我国产业系统减排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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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异质性导致出口企业在面对环境规制时采取不同的企业行为:被动型的""制度管理""或主动型的""技术创新"",从而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不同的调整效应。本文将环境规制的""抵消效应""与""补偿效应""参数引入Hausman模型中构建环境约束下出口技术复杂度调整的理论模型,并在测算1995-2012年三位编码下27个工业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及间接影响。此外,本文还利用门槛面板模型考察人力资本作为企业吸收能力的替代变量在环境规制的出口技术调整机制中的门槛效应,进而估计出我国工业行业人力资本的最优""门槛阀值""。研究结论显示:在""补偿效应""与""抵消效应""的共同作用下,环境规制强度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表现出先负向抑制、后正向促进的U型特征;行业异质性导致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调整效应不仅取决于环境规制的强度,还取决于行业自身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等要素禀赋。其中,行业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是环境规制技术调整效应的门槛条件,即当行业人力资本水平跨越门槛阀值(行业员工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1.49年)时,对企业实行严格的环境管制将促使企业选择主动性的""技术创新"",从而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较强的""补偿效应"";反之,即使在适度的环境管制之下,企业在行业吸收能力及调整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容易选择被动性的""制度管理"",从而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较强的""抵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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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环境规制力度的不断强化,如何兼顾环境规制与就业稳步增长已成为理论研究者与决策者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借鉴了AK模型中引入环境污染强度的方法,将环境污染强度作为环境要素引入C-D函数,通过生产者均衡条件推导出就业的影响因素模型,并运用我国1995-2012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加强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最后基于劳动力收入、受教育程度异质性视角考察了环境规制影响劳动力就业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我国就业之间的关系并不冲突。总体来看,环境规制与我国就业之间存在U型曲线的动态关系,即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从不同劳动力收入水平地区来看,高收入地区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中等收入地区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不显著,低收入地区环境规制会明显促进就业增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不同收入水平地区的产业结构差异有关;从不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地区来看,高教育和中等教育程度地区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呈现先抑制后增长的作用,低教育程度地区环境规制对就业产生显著的正面效应,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与受规制企业和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匹配程度有关。本文认为,我国政府应切实提高环境规制力度,避免出现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竞争导致的环境规制软化现象,同时,地方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应体现差异性:高收入水平地区和高教育程度地区可实施较高水平的环境规制力度,充分发挥环境规制高成本对该地区就业增长的积极效应;中低收入水平地区关键应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适度提高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中低教育程度地区应扩大环境领域教育投入,并通过构建产学研用平台以避免环境技术成果与市场需求的脱节,有效促进环境技术成果的市场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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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的相对禀赋和积累状态将决定农业技术变革模式和增长路径选择。然而,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我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要素禀赋结构正在发生着根本性变化,已逐步进入到一个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发展区间。那么,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会对农业生产带来什么实质性影响呢?论文利用1978-2012年农业内部行业层面成本收益数据,运用单要素生产率指标和二维空间相图增长分析法来考察农业的增长路径、技术进步偏向及其变化。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农业技术变革存在明显的诱致性偏向,即随着要素禀赋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农业生产呈现出明显的节约劳动倾向和""资本深化""迹象;2我国农业增长路径可能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转型,正在突破传统的高度人口-土地压力下""内卷化陷阱"",从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主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向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转变;3由于农业内部不同行业之间存在地劳配比的结构特性,农业技术变革模式与增长路径也存在一定的行业差异。由于要素禀赋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一进程是大势所趋,具有不可逆性,因此,相应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也必须就劳动生产率导向下农业如何进一步发展问题未雨绸缪,做出前瞻性规划,这可能包括""要素替代""、""诱致性技术进步""、""机械化""等,以把握农业发展的历史性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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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新疆兵团绿洲农业的特点和气候变化在本地区的趋势表现,分析了气候变化对绿洲农业发展的有利因素和制约因素,提出绿洲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措施需求,为充分利用气候变化带来的有利条件,克服不良影响,实现新疆兵团农业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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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者不规范的农药施用行为是制约农产品安全的重要因素,也是衍生食品安全风险的根源。为深入探究农业生产者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农药施用行为选择逻辑,文章以山东、河南、黑龙江、江苏、浙江等五个典型农业生产省份986个农业生产者的实地调研数据为例,在对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的个体特征、种植特征、认知特征、行为态度及政府政策实施情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剖析了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选择逻辑及其影响因素。统计结果显示,近九成农业生产者施用低毒高效农药,超过九成农业生产者认为不合理施用农药会给其收益带来风险。实证分析结果也进一步证实,农产品的主要生产用途与农业生产者对农药施用安全间隔期的认知分别是影响农业生产者是否按剂量施用农药、是否按安全间隔期施用农药的最主要因素。对农药不合理施用的风险感知、对农药残留的认知、务农年限、参加技术培训的态度、年龄、政府的宣传教育,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家庭人口数、种植面积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产生影响。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建立激励机制以提高农业生产者学习规范施用农药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普及规范施用农药知识以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宣传教育体系、实行差异化补贴政策以减少农业生产者因过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投机行为、严厉打击农药以假乱真现象、加强对农业生产者、农药生产商及销售商的监督管理以规范农药市场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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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可追溯体系是通过在供应链上形成可靠且连续的安全信息流,从而确保食品具备可追溯性,以克服由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食品安全风险。由于建立完整的可追溯信息体系必将增加食品的成本,并传导到价格之上,未必能满足消费者偏好。针对消费者偏好,选择实验是当前研究的主流方法。由于选择实验存在不相关独立选择的偏误,本文以河北省唐山市1200位猪肉的消费者为案例,设定生猪养殖场信息、食用的饲料信息、屠宰信息、猪肉加工信息、猪肉防腐剂使用信息以及贮存信息等六种可追溯安全信息,以20位专业人士对可追溯猪肉成本的估计为基准,上下浮动10%,设定三个价格层次,引入菜单选择实验就消费者对不同可追溯安全信息的偏好作出实际调查,以克服选择实验存在的缺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潜类别分析方法,研究了消费者群体对可追溯猪肉不同安全信息属性的偏好。潜类别分析的配适性检验结果显示,消费者可以分为""高级""、""中级""、""低级""三类群体。其中,低级消费者可能性最大,其次为高级消费者,中级消费者的可能性最小。这表明,中国的消费者群体存在两极分化。高级消费者群体多数关注生猪养殖场、生猪饲料以及猪肉加工安全信息属性;中级消费群体多数关注生猪养殖场与猪肉加工安全信息属性;低级消费者群体只关注猪肉加工安全信息属性。生猪屠宰场、是否使用防腐剂、贮存猪肉的冷库三个安全信息属性不是主要被关注的属性。为防范食品风险并满足消费者偏好,本文在模型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需要建立不同层次(包含不同完全信息属性)的猪肉可追溯体系,提供生猪饲养、猪肉加工两类安全信息则是建立可追溯体系的必备前提。同时,本文指出,需要从政府、企业、消费者在食品可追溯体系中的基本特征与功能定位出发,探索并形成额外生产成本的合理分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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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对可追溯茶叶的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是茶叶可追溯体系建设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基础性问题。本文基于对云南昆明、浙江杭州、福建厦门、河南信阳等四个城市的570位茶叶消费者的问卷调查,运用二元logistics模型分析影响消费者对可追溯茶叶额外价格支付意愿的因素,通过IntervalCensored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消费者额外价格支付水平的因素。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54.2%的消费者愿意为可追溯茶叶支付额外价格,消费者愿意为可追溯茶叶支付的平均额外价格是高于普通茶叶的5.752%,由此可见消费者对可追溯茶叶额外价格的支付意愿比较高,但其支付水平相对较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对茶叶安全性的担忧程度是影响其对可追溯茶叶额外价格支付意愿的两个显著因素;如果消费者愿意支付茶叶可追溯的额外价格,则其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和对茶叶可追溯体系的态度将显著影响消费者对额外价格的实际支付水平。因此,应该逐步提高消费者的收入,进而提高消费者对可追溯茶叶的支付意愿与支付的额外价格的能力,以加快中国茶叶可追溯体系建设。同时,社会团体、消费者组织与茶叶生产者应当通过相关的宣传活动,普及茶叶可追溯的相关知识,进而提高消费者对茶叶可追溯体系的信任度,提高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并由此提高消费者可追溯茶叶额外价格的支付水平。另外,由于茶叶可追溯体系建设需要生产者和政府承担大部分的生产成本,政府应该通过降低可追溯茶叶生产企业的税赋等,调动企业生产可追溯茶叶的积极性,促进茶叶可追溯体系建设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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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正在兴起的互联网金融热潮,从多维视角探究成因,研判走向,揭示了互联网金融的生命力之所在。总的看,互联网金融具有""草根""和普惠特征,成本低,效率高,服务便捷,核心竞争力在于缓解信息不对称的功能和作用越来越强大。同时,火爆的背后也有风险和隐忧。建议互联网金融监管措施宜粗不宜细,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促进这一新生事物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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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在讨论供求决定价格时,供求是实物单位,货币是外生变量。本文在形式化市场规模与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建立了货币单位总需求(MV)、总供给(PT)和总收入(LE)之间的关系MV=PT=LE。在此基础上,本文描述了费雪、弗里德曼假定条件下,增量货币配合,吸纳新就业实现经济增长、报酬递增的过程。作为检验,应用此方程对价格决定、奥肯定律、菲利普斯曲线、凯恩斯乘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经济理论进行了解释。

p208p2002/csl-1.8G/00000/944

对湖库的富营养化评价方法选择的科学性直接影响评价的质量。本文通过建立TPLP模型(T-营养状态指数法,P-主成分分析法,LP-多维偏好线性规划模型)来对营养状态指数法进行修正和优化,结合实例给出TPLP模型的应用原则与步骤,给出该方法的优缺点。TPLP模型在对多组湖库同时进行富营养化评价时,评价结果客观性与科学性更强,更有利于相关部门对富营养化的湖库进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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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标签作为引导低碳消费、配合低碳经济的一种重要方式,一些国家和地区已推出并实施了碳标签制度。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碳标签的实施状况不尽相同,本文在介绍各大洲典型国家碳标签现状的基础上,对其差异性进行了比较,并从经济水平、消费者理念、政府态度、贸易发展等方面剖析了推行碳标签制度的影响因素。最后提出了中国实施碳标签制度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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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税制改革以来,金额巨大的财政转移支付是否是地方政府支出规模持续扩张的重要推手,国内研究对此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国外经典文献提出了""财政幻觉""等4种假说,来解释转移支付对政府规模的影响,但这些理论解释是否适用于中国,有待检验。通过引入""价格效应""——转移支付导致公共服务的价格下降,本文从微观视角揭示了一般性转移支付产生""粘蝇纸效应""的独特机制,即""价格效应""是转移支付促使地方政府支出较快增长的关键因素,这印证了税收成本假说。基于2000~2007年中国县级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以及多个维度的稳健性检验,证实了上述发现。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建设地方税系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提供了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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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银行资本补充能力的视角考察了我国银行资本缓冲的周期性问题。通过分析我国银行资本补充渠道,本文将国有及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分别归类为资本补充能力强和资本补充能力弱的银行,在此基础上应用2004~2012年16家国有及股份制银行和60家城商行的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检验了两类银行资本缓冲的周期性。结果表明,国有及股份制银行资本缓冲具有逆周期性,而城商行资本缓冲具有顺周期性。进一步分析发现两类银行资本缓冲差异性的原因在于:经济形势越好,国有及股份制银行资本占总资产比重越高,而城商行资本占总资产比重越低。此外本文还发现,城商行为提高资本缓冲不得不降低贷款供给,而国有及股份制银行资本缓冲对信贷供给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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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改革提速的背景下,基于2013年宁夏试点区同心县的实地调研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贫困地区有融资需求农户采用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贷款的行为响应。在采用直接诱导性询问方法下,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运用PoissonHurdle模型全面地处理了此类研究固有的数据特征分析、数据截尾、样本选择偏差和变量内生性4类计量问题,并提出了处理抵押贷款多次行为响应问题的新思路。研究发现:(1)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行为响应本身的考察要比对其行为响应具体次数的考察更有价值;(2)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缓解了小农户贷款难的问题,小农户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行为响应程度较大农户更为积极。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正处在一个逐步构建制度、完善市场、创新产品的关键时期,本文所揭示的当前经济贫困地区农户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行为响应的一些新特征将为中国农地金融试点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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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颇具历史和理论高度的全新论断,""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揭示了中国财政运行新规律的基本底色。随着现代财政制度的构建,有关财政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我们正迎来财政基础理论创新的重要契机。因而,直面中国财政发展步入新阶段的现实,不失时机地推进财政基础理论创新,为中国财政实践提供学理性支撑和方法论支持,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财政学体系,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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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2013年""千村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劳动力转移对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影响的最新特征。在广延边际上,男性劳动力转移对农地流转没有显著影响,女性劳动力每年增加1个月的非农就业会使农户农地租入倾向下降6%,租出倾向增加8%。在集约边际上,男性劳动力与女性劳动力无显著差异,非农就业降低了农地需求但未增加农地供给。进一步分析表明,农地使用权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已较完善,但其供求匹配功能有待于通过促进男性与女性劳动力同时转移来进一步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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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反映在""三农""领域,归根结底要求农业经营体系创新,以引导农户逐步走向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目标。本文构建了一个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农业分工、专业化发展,进而提升农户效用水平的过程予以理论证明,揭示了合作经济组织成员的利益实现机制,并利用全国17省68个县(市)的农户调查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农户加入组织的意愿和行为主要受到家庭劳动力分工、收入结构分布、土地经营情况、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合作经济组织、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和金融负债均能够有效促进农业专业化发展;农户加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户收入和不同来源收入以及不同地区农户收入的影响均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研究启示在于:体现互惠合作原则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当前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的一种规模经营的组织形式,能够促进农村劳动分工和农业专业化发展并进一步使农户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应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并积极引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良性发展,但与此同时需要高度重视土地流转的""非粮化""和内部成员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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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表现出来的政治行为与西方文献中的论述存在差异,因此在中国进行实证研究来探讨其前因变量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性。本研究通过对129家民营企业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发现当企业家意识到周围有其他企业家在向政府官员行贿时,自己也会受到影响增大政治行为的投入。考虑到企业客观特征时,我们发现规模较小的企业因为更加依赖外部环境,所以更容易受到其他企业的影响。进一步考虑到企业家的主观认知时,我们发现其他企业的行贿行为、企业规模和企业家的主观认知的政府重要性构成了三重交互效应:当企业家认为政府重要时,无论企业规模大小,都会跟随周围其他企业采取政治行为;而当认为政府不重要时,小企业仍旧会采取行动,但大企业则由于自身足够的合法性而对此不再理睬。本研究帮助我们理解外部坏境、企业客观特征和企业家主观偏好三者如何交互影响企业自身的政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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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一)基本要求1.文章应主要围绕中国的现实经济管理问题展开分析,力求资料详实、行文规范。2.文章应对已有文献进行学理性梳理,并明确说明其对本学科的学术贡献。不鼓励简单以中国数据重复国外已有研究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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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是社会网络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节点,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网络关系,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意见领袖的识别和影响,而对于意见领袖的形成机制却少有探讨。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将意见领袖所依存的网络划分为社交网络和消费咨询网络;与社交网络(例如微信)相比,消费咨询网络(例如美丽说、蘑菇街)信息分享和获取的特点更为突出,并且网络关系不再是现实人际关系反映,而是代表了信息的流动。在这一研究情境下,本文分析了网络节点的信息创造和网络结构对于网络关系构建以及意见领袖形成的影响。基于13年的网络演化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1)创造和提供信息能够显著地提升关系构建的概率和关系数量的累积,从而推动意见领袖的形成;(2)并且高质量的负面信息所带来的效果更大;(3)偏好连接、结构等价、互惠性和相似性等网络结构变量也能够很好地预测潜在关系建立的概率;(4)从最终网络关系演化的结果看,信息创造和网络结构对意见领袖和非意见领袖的关系构建影响力大小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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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联邦主义""、""晋升锦标赛""从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的角度解释中国的增长奇迹,然而无论在哪种机制下,地方官员的更替都会造成地方经济政策的不连续,进而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与财政效率损失。本文首先建立了一套财政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随机前沿法对1999~2012年31个省份的地方财政效率进行测算,然后搜集了同时期各个地级市党政领导的简历资料,采用地级市官员变更比例作为政策不连续性的代理变量,考察了政策不连续性对财政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由地方官员变动导致的政策不连续性显著降低了地方的财政效率,这种影响以地级市市长变更最为显著。每有一位市长更替,将导致该省份财政效率下降约0.15个百分点。(2)市长任期对财政效率有U型影响,新市长上任1年内,官员任期对财政效率产生负影响,因为换届过渡时政策不连续最明显,1年后地方财政效率逐步回升。(3)新任市长为快速做出政绩,短期内会实施大量新政,致使政府消费扩大、财政赤字扩张,引致财政效率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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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欠发达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很多非金融企业在从事实质性的金融中介活动(如将从银行获得的借款再放贷给其他企业)。这些金融中介活动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构成了影子银行活动的一部分。现有文献尚未对金融体系之外的影子银行活动进行充分的研究。本文基于融资优序理论,通过考察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来研究这个问题:利用标准普尔的CompustatGlobal企业数据库,以美国同时期2618家上市企业作为控制组,考察2000~2012年中国2304家上市企业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通过3种识别策略识别出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影子银行活动。同时我们发现,国有企业相对于民营企业,更加深入地参与影子银行活动;而成长型公司参与影子银行活动的程度较低。本文的发现有助于学术界和政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金融体系的实际运作,并更好地对其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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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中员工沉默行为已经得到了学界的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领导者作为组织中不可或缺的成员,其沉默行为尚未引起学界的重视,也很少有研究涉及。尽管黄桂等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质性研究,但是由于缺乏领导沉默的测量量表,无法对其影响因素和造成的结果进行定量研究。为客观测量之,本文根据质性研究结果设计了测量量表,收集了包括中高层管理者、基层管理者和普通员工在内的问卷,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最终确定27个测量项目。研究发现,领导沉默是一个多维结构,可分为防御型、亲社会型、考验型、权谋型以及威风型5个维度。这5个维度又由7个部分组成,亲社会型和威风型领导沉默各有两个子维度,分别为组织层面和员工层面的亲社会型领导沉默;领导意图把握力和惩罚警戒式的威风型领导沉默。数据显示,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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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已有的研究表明,在公司章程中设置自治型条款可以提升公司价值。但长期以来,我国公司章程形式化和趋同化现象严重,自治空间有限。现行的《公司法》鼓励公司自治,赋予上市公司更多的自治权,上市公司可以根据自身实际修订其公司章程条款,这为我们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章程自治的有效性提供了好的契机。本文以2005~2012年的沪深股市的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实证检验了公司章程中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的设置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公司章程自治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具体而言,降低公司董事会的对外投资权限可以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倾向,这种抑制作用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表现更为明显,但过低的投资权限设置也会导致投资不足。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设置宽松的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更多是为了弥补货币薪酬的不足;而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能否牢固掌握控制权影响着公司章程中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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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要的公司事件中,企业有强烈的动机操纵媒体以获取额外收益。本文通过手工搜集和整理2000~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媒体报道数据,实证研究了企业在股权再融资事件中与媒体的合谋行为。结果发现,在再融资实施当期,企业的媒体正面报道倾向显著增强;而且股权再融资相对规模越大,媒体对企业的炒作程度越强;股权再融资实施之后一个季度,企业的媒体报道恢复到正常水平。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再融资实施当期,企业倾向于释放更多的正面消息,吸引投资者购买,以保证再融资顺利完成。另外,股权再融资对股价的影响是通过媒体炒作起作用的;媒体正面报道倾向的增强确实会促使当期股票价格上升,但随后股票价格会下降。这些发现为媒体与企业的合谋提供了间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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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2526位企业家参与的""2015年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调查显示,企业经营者认为,2015年以来企业景气温和回落,结构分化十分明显,企业经营者对未来企业综合经营状况持谨慎乐观态度。与此同时,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十分严峻,主要表现为产能过剩、成本上升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调查还发现,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呈现不断优化的态势,新兴产业正逐步替代传统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企业创新成效逐渐显现,创新投入持续增加。企业经营者期望政府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加快落实和尽快出台与支持和鼓励企业发展有关的一系列法规和政策,积极推进各项改革,为企业转型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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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2010~2014年期间的中国民生指数调查数据,对改善民生在当前发展阶段的重要性、改善民生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人群分布和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论文主要发现如下:(1)中国已经进入到经济增长对国民幸福提升作用逐步减弱的阶段,改善民生对国民幸福感的作用更大;(2)2010年的省级民生指数表明,居民的民生主观满意度与民生发展水平不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民生改善对民生主观满意度产生正面影响;(3)从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社会保障四类公共服务在2011~2014年期间的变化趋势和城乡比较来看,城乡居民对四类公共服务均存在客观状况与主观满意度的反差;(4)个体对各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呈现明显的人群差异,这既体现在高学历背景、城市居民和中青年年龄组个体由于对公共服务有较高期望而导致的相对较低的公共服务满意度,也体现在低收入群体、外地户籍以及职业类型处于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个体,由于在获得公共服务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地位而导致的相对较低的公共服务满意度;(5)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提升显著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比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更大。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根据国民的诉求来明确各项公共服务发展的优先序,优先改善经济社会地位处于弱势群体的公共服务,才可能使中国人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降低在""中上等收入""发展阶段发生""伊斯特林悖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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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企业在创新方面的进步较为明显,企业创新能力明显提高,创新投入持续增加。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在创新方面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创新人才短缺、创新资金来源单一、创新环境不完善、企业家创新意愿不足等。分析发现,积极推动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当地政府支持创新的具体政策措施,可以有效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未来创新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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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永嘉县与乐清市供水合作案例的全面描述和深入分析,提出了一个解释我国地方政府合作生成及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合作是行动者为满足合作需求,建立合作组织,确立和修改合作利益分配规则,并通过一系列机制予以落实的非线性过程。此外,地方政府合作还受到行动者之间的认同、信任和互惠关系,组织环境内部的政策和规划,组织环境外部的直接利益相关者、精英和大众,以及合作收益的可度量与可分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地方政府合作的生成和实施是各种要素和影响因素相互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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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构建中国文化竞争系统运行机制,是以系统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机制的视角来研究全球竞争视野下的中国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从内涵系统、指标系统、可测系统等维度研究了中国文化竞争,从目标协调、决策执行、监督调控、评估反馈、优化提升等方面构建了一个较完整的中国文化竞争系统运行机制链,并提出完善由政策保障、资源保障和人才保障等构成的配套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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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环境是制度在微观企业层面的体现。由于制度在事后执行上的差异,一国内部不同企业的经营环境会表现出很大差异。本文利用2006~2012年期间4个年度的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导致企业经营环境出现差异和变迁的因素。结果显示,政府规模更大、国有企业比重更高、经济开放度更低的省份,企业经营环境更差。相比于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大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享受了更好的经营环境,因此存在着基于企业规模和所有权的经营环境歧视。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2008~2010年间政府规模扩大、国进民退、对外开放度下降导致企业经营环境在这一期间出现恶化。本文还使用分省份的企业经营环境指数,发现企业经营环境改善提高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并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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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深入的行政体制改革使府际关系日益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随着科技活动复杂性的提升和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科技创新政策领域跨部门合作愈加频繁与复杂,国家科技行政主管部门与中央其他部门的横向协同进一步增强。本研究以1978~2013年的中国中央部门联合行文的1298份科技政策文献为数据,以1978以来国务院六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作为时间节点,对科技政策领域政府部门的合作关系进行分阶段考察,绘制出不同阶段政府部门合作网络图,定量分析了不同阶段政府部门合作关系的整体网特征、局部网特征和单节点子网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科技政策府际合作在数量上呈现出由少到多的趋势,在范围上呈现出由小到大的趋势,在复杂性上呈现出由简单到复杂的趋势;(2)少数行政部门形成核心合作关系,科技部、财政部、发改委在科技政策的制定中逐渐形成了""铁三角""的关系;(3)科技主管部门和产业主管部门的合作关系日益密切,反映出产学研政策结合度不断提高。最后,研究基于责任与利益两个维度,对府际合作关系分类进行了讨论,指出推进政府部门间合作关系从其他类型向协作型府际合作关系转变是在中央政府层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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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了经济收敛在我国不同部门间的异质性特征,并研究了产业结构对我国省际间经济收敛的影响。之前研究普遍发现人均GDP在省际间不存在绝对收敛。本文指出,这一总体性的结论忽略了不同产业在收敛性方面的巨大差异。我们发现,与人均GDP不同,我国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在省际间表现出稳健的绝对收敛特性。工业部门的收敛没有导致整体经济的收敛,原因有两个方面:(1)非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不存在收敛。(2)各省份工业化程度不平衡。落后省份工业占比较小,导致工业生产率增长对整体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小。通过反事实分析我们发现,若缩小各省份之间工业占比的差距,省际间人均GDP即会出现明显的收敛。本文结论说明产业结构在解释我国地区经济收敛问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优化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推进落后地区工业化进程有助于缩小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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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不降反升,而且过去30多年区域储蓄率的变化与其人口老龄化进程呈现出高度一致的东高西低的梯度差异,这些都与经典的生命周期假说提出的老年人口负担理论不符。本文构建了一个同时考虑人口老龄化的寿命与负担效应的三期世代交替模型对上述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并运用分省份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研究发现:由寿命延长带来的""未雨绸缪""的储蓄动机既能解释中国储蓄率在时间上的上升趋势也能解释区域间的梯度差异,而老龄人口负担上升并没有对储蓄率产生明显的负效应,也对储蓄率在时间和区域间的变化均没有解释力。运用实证模型的结果,本文还对2015~2050年中国区域储蓄率的走势进行了预测,发现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寿命延长带来的正效应会相对减弱而老年负担效应会增强,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净效应发生正负转换。在人口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东部和中部储蓄率从2015年开始快速下降,西部储蓄率到2030年左右也会迎来进入下降通道的转折点,最终各区域间储蓄率的梯度差异会缩小并发生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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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保险费长期以来实施的是社保经办机构和地方税务机关并行的征缴制度,而对于哪个机构来征缴更有效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回答了这一问题。我们利用手动搜集的数据构造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2~2011年的足额征缴率和扩面率指标来反映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效果,并分析了不同征收主体对征收效果的影响。本文的结论是:征收主体的选择对足额征缴率有显著影响,由社保经办机构征收总体要好于由地方税务机关征收,且该效应在控制当地社保征缴难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是否省级统筹之后仍然显著;不同征收主体对扩面率的整体作用则没有明显区别。在进一步按照区域分组进行探讨后发现社保机构征收对东、西部地区的足额征缴率以及西部地区的扩面率作用效果更明显。论文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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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对环境问题或环境行为的情感(即环境情感)能否促进其消费碳减排行为,这是低碳消费和可持续发展领域一个基础性、前沿性课题。本研究在先前文献基础上,提出了""情感—行为的双因素理论假说"",并通过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技术对这一理论假说进行了验证。通过深度访谈获得质化资料,对原始资料进行编码分析、范畴提取,发现环境情感有双因素六维度:环境忧虑感、行为厌恶感、行为愧疚感、环境热爱感、行为赞赏感、行为自豪感,前3个维度属于负面环境情感,后3个维度属于正面环境情感。通过大样本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环境情感对消费碳减排行为的影响效应。发现了若干创新性结论:环境情感通过影响动机的强度、方向和持续性,促成消费碳减排行为,从而有助于走出""知易行难""困境;相对高碳消费行为来说,环境情感对低碳消费行为的影响作用较大;相对负面环境情感来说,正面环境情感对消费碳减排行为的影响面和影响力更大。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情感—行为的双因素理论模型,发展了情感对行为的作用机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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